《孙子兵法》与毛主席军事哲学原理浅议
孙子会不会打仗？毋庸置疑！孙武不仅创作了《孙子兵法》，而且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战神”：公元前508年（吴王阖闾七年）10月，指挥吴军击败楚师于豫章；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九年），指挥吴军经过五次大战攻入楚都郢。公元前494年（勾践三年），接连几次击败越王勾践进攻，使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可以说，孙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高手”。
教员也是“战神”。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组织学生用计缴了一支3000多人军阀的枪，使长沙城免去了一场兵灾。用现在的话说，教员“出手即王炸”！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之后，先后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遵义会议后重新取得全党军事指挥权后，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有意思的是，教员卓独的军事才能是否得益于《孙子兵法》，甚至教员从什么时候接触到的《孙子兵法》？这个问题史学界没有定论。有一个让我们津津乐道的故事，在遵义会议上，教员发言系统批评了“左”倾错误，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和赞同，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有不同意见。凯丰对教员说，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去打的。教员反问凯丰，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是什么？凯丰没有看过《孙子兵法》，他答不上来。教员就说，你也没有看过，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一席话说得凯丰哑口无言。他晚年回忆遵义会议上这个小插曲时说，打仗的时候形势紧张，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统统都忘记了。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教员早年是没有接触，或者说没有系统的学习研究《孙子兵法》。
从孙武和教员两位“战神”的有限“交集”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教员的确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军事教育，却凭借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洞察和卓越的战略眼光，从实际出发，不拘泥于书本知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战略战术，用一场场胜利的战役，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领袖和军事家。这就是孙武和教员两位“战神”共同拥有的卓越品质——军事哲学思维能力。
探究孙武和教员军事哲学关联性，是跨越两千年巨大时差时代背景天壤差异的哗众取宠？非也！两者军事思想的哲学内核是相通的、可类比、可借鉴的。这种跨时空的哲学对话不仅展现了人类思维规律的普遍性，更为理解军事思想的哲学价值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
下面，简单梳理一下《孙子兵法》哲学原理。
一、辩证唯物主义在战争认知中的实践映射
1. 战争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原理。《孙子兵法》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事”，将军事活动置于客观现实基础之上。其提出的“五事七计”（道、天、地、将、法）分析框架，强调从政治环境、自然条件、地理形势、指挥能力、制度规范等物质要素出发把握战争规律，这与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根本观点形成理论共振。其对“驰车千驷，革车千乘”的物质消耗计算，与恩格斯“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生产为基础的”的论断遥相呼应，与教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道理。特别是“因粮于敌”的后勤思想，揭示出军事活动对经济基础的依存关系，展现出朴素的经济基础决定论萌芽。
2.矛盾的对立统一辩证原理。《孙子兵法》的战略体系贯穿着矛盾分析法的精髓。“奇正相生”揭示矛盾两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以迂为直”体现量变质变规律，“避实击虚”展现主要矛盾把握。特别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著名论断，生动诠释了运动的绝对性原则。这些辩证思维与恩格斯“运动是物质存在方式”的论断形成跨时空呼应。在虚实、攻守、强弱等矛盾转化中，孙子提出“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权理论，本质上是对矛盾主要方面支配作用的深刻把握，与教员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作战十六字诀体现的矛盾分析法一脉相承。
3.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实践第一性原理。“践墨随敌”的战术原则，强调根据战场实际动态调整策略，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认识论理论异曲同工。“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备战思想，要求通过“形名”（侦察情报）、“分数”（组织编制）等实践环节创造胜利条件，体现了实践对认识的检验作用。孙子主张“知彼知己”的认知原则，要求全面掌握敌我双方的客观态势，反对主观臆断的“庙算”思维，这种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战争认识论。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论断具有内在一致性。教员在《论持久战》中也把彼己认知的问题摆在重要地位,在对敌我双方优劣势科学考量的基础上从而得出“中国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伟大预判。
二、历史唯物主义维度的战争社会观
1、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原理。《孙子兵法》提出“势”的概念，强调顺应时势的重要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势篇》中提出“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强调利用客观形势而非依赖个人能力。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原则是相符合的。《火攻篇》提出的“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强调战争决策需符合历史情境的客观需要，体现了孙子对待战争的慎重态度，主张在非必要的情况下避免战争的发生。这些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是变化发展的、并且这种变化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的主张相契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物质生活过程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教员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也是站在具体历史时期对中国前途命运“大势”的考量。
2. 军事实践的历史具体性原理。《九地篇》围绕“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展开，充分论述了因“地变”而带来的攻守进退（屈伸之利）和团队心理（人情之理）的控制问题，强调要根据具体历史条件采取不同战略。其对“诸侯自战其地”与“入人之地”的战略区分，实质上触及战争性质及演变的问题。马克思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命题在此得到印证，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军事实践必然产生差异化的战略思维。教员的《论持久战》也是立足重大历史结点的具体特点和条件，充分论证中日两国优劣势，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思想论断，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廓清了迷雾，拨正了航向。
3. 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原理。“令民与上同意”的政治诉求，暗含对民众力量的认知。虽然受时代局限未形成系统的人民战争理论，但“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的治军思想，已触及军队与人民的本质关系。这种萌芽状态的群众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存在思维契合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就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
三、战略辩证法的方法论启示
战略辩证法属于方法论的范畴，指的是在战略谋划和实践中运用辩证法，在战略中有辩证思维，在辩证思维中有战略。
1. 全局与局部的辩证统一原理。“全胜”战略追求政治、经济、军事目标的有机统一，体现系统思维的整体性原则。其“全国为上，破国次之”的优选序列，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深度契合。这种战略思维超越单纯军事范畴，展现对社会系统的整体把握能力。教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首次提出“战争全局和局部”这对重要军事范畴。他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而战争全局中的各个方面或各个阶段，则是战争的局部。这一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得到了精彩的运用。
2. 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原理。“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强调把握战争必然规律，意为在战争中，首先要确保自己处于不败之地，然后等待时机，寻找敌人的破绽，一举击败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则重视偶然性的战略价值。这种辩证思维与恩格斯“历史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开辟道路”的论断形成理论对话。孙子对“九变”之术的阐述，实质上是对必然与偶然辩证关系的军事化解读。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既有历史的偶然，更是历史的必然。教员在领导秋收起义后，向敌军防守力量薄弱的湘赣一带转移。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致信毛泽东同志，告知在井冈山有一支共产党员领导的武装力量。毛泽东同志得知此信息之后，带领部队引兵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3. 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统一原理。“胜可知而不可为”的规律敬畏，与“胜可为也”的主观创造构成辩证统一。这种既强调尊重客观规律，又重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战争观，与马克思主义“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命题具有哲学同构性。其“造势”理论通过物质力量的重组创造新的可能性，生动诠释了主体能动性的实践意义。
《孙子兵法》作为前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军事著作，在战争认知层面自觉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若干原理。这种理论契合既源于军事实践的特殊性要求，也反映人类思维规律的普遍性特征。这也正是《孙子兵法》传承数千年而“不朽”的根本原因所在。简单地说，《孙子兵法》不仅仅是一部分兵书，而是哲学思维指导的军事科学。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孙子兵法》现实意义何在？抛开《孙子兵法》在军事领域的重大应用价值，加强对其蕴涵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实践能力，更具时代意义。教员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习近平总记一直强调“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说的这个道理！
